內容簡介

徐賁教授繼暢銷書《暴政史》 後，以「極權下的人性」為針線，貫穿真實的歷史和虛構的小說，寫成最新巨著《極權下的人性：文學中的集中營與惡托邦》。

 

全書分兩部份：第一至第五章，作者以集中營文學為主題，透過曾經歷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和蘇聯時代的勞改營「古拉格」的倖存者所撰寫的作品，剖析歷史上這些由極權政府所建立的「人間地獄」，如何扭曲裡面所有人 — 不論是施虐的看管還是受虐的囚犯 — 的人性。

 

在第六至第八章，作者從本於歷史的寫實文學，一下子跳進架空歷史，以虛構的惡托邦社會為背景的小說世界，探討在極權政府製造出來的惡托邦社會下生活的人民，他們的人性會出現什麼變異，以及小說主角如何奮起抵抗。

 

集中營和惡托邦，兩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從作者的視角，會赫然發現它們都是「極權的產物」：集中營是極權社會的濃縮版，惡托邦則是集中營的社會化。透過閱讀本書，讀者一方面能深刻體會人類在集中營和惡托邦之中的痛苦，並了解其特徵和影響；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領悟到集中營倖存作者和惡托邦小說作家向我們發出的警世諫言：絕對要防止極權的出現，避免重蹈覆轍，令人類再受其害。

 

 

目錄

 

序言:逆境與人性:文學中的集中營和惡托邦

 

第一章 ─ 集中營是一個什麼地方

(一)古拉格集中營和奴隸勞動經濟

(二)納粹集中營

(三)集中營裡的「活骷髏」

(四)集中營的地下生活和絕對權力

 

第二章 ─ 古拉格文學的苦役和改造

(一)文學和歷史的「協同效應」

(二)索忍尼辛:打破對歷史真相的驚人無知

(三)沙拉莫夫:勞改營是一個使人墮落的地方

(四)尚未終結的古拉格歷史

 

第三章 ─ 納粹集中營文學的苦難、沉淪和救贖

(一)噩夢世界的死亡和記憶

(二)集中營文學中的宗教情懷和世俗理性

(三)活著的意義和活出意義來

(四)不同思想文化背景的大屠殺文學

 

第四章 ─ 極端狀況下的人格喪失和人性扭曲

(一)去人格化作用下的成人嬰兒化和堅持自主

(二)集中營的囚犯人格和專制極權的臣民人格

(三)集中營裡的奴隸總管和絕對權力

(四)集中營之惡與極權主義之惡

 

第五章 ─ 集中營文學的生存和抵抗

(一)從「苟活」到「生存英雄主義」

(二)生存需要「活著」之外的意義嗎?

(三)應對不可控力的暴行和恐怖:生存與反抗

(四)從集中營到烏托邦:極端環境中的道德選擇

 

第六章 ─ 惡托邦:國家規模和社會化的集中營

(一)集中營的精神虐待和惡托邦的精神暴政

(二)惡托邦管控社會和馴服臣民

(三)惡托邦文學裡的生物政治和人體馴化

(四)性、生殖和育兒

(五)惡托邦文學裡的思想和意識形態控制

(六)惡托邦文學裡的角色和崗位

(七)政治警察和防範叛民

 

第七章 ─ 惡托邦極端境遇下的日常政治和抵抗

(一)覺醒、抵抗和出路

(二)戀情和秘密寫作
(三)性政治和性抵抗

(四)記憶的抵抗

(五)極端狀況下弱者的抵抗

 

第八章 ─ 文學惡托邦的歷史藍本

(一)失敗的烏托邦和三種奴役

(二)古代王權的暴政惡托邦

(三)專制暴政的統治術和權術化法治

(四)從權術惡托邦到意識形態惡托邦

(五)數碼時代的技術惡托邦

(六)別了，烏托邦;上場，惡托邦

 

內容節錄

 

序言 逆境與人性:文學中的集中營與惡托邦 （節錄）

從敘事特徵來看，沒有什麼比集中營和惡托邦文學更為不同的了。一個是親歷者證詞的真實敘事，另一個是作家想像的虛構作品; 一個是見證和描述過去的真實苦難，另一個是預言和警告未來的可能危險;一個是記述發生在有限的圍牆和鐵絲網內的事情，另一個是描述整個國家和社會中的生存狀態和生活秩序;一個隻涉及兩種互相敵 對的人物:看管者和囚犯，另一個則包羅多種人物和他們構成的複雜社會等級。集中營的日常秩序是由嚴格的紀律規章來確定的，而惡托邦的行為規範則是由意識形態、政黨、政府和獨裁來操作。前者運用的是簡單、殘暴的懲罰(punishment)，而後者採用的則是綜合了恐嚇、欺騙、宣傳、教育、改造等手段的「規訓」(discipline)。

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的共同主題

儘管有這些區別，但這兩種文學之間還是有許多內在聯繫。首先， 它們都是關於絕境和人性的文學。對人類的生存來說，集中營和惡托 邦都是極端、典型的「逆境」，甚至是絕境。美國作家亞瑟.高登 (Arthur Golden)說過，「逆境(adversity)就像一陣強風⋯⋯它撕 去我們身上的一切，只留下那些撕不掉的東西，讓我們看清自己的真實面目，而不僅僅是我們可能喜歡的樣子。」 他說的就是絕境對於 揭示和考驗人性的意義。

在集中營和惡托邦文學中，「逆境與人性」是一個探討在極端狀 況下人類行為和道德的共同主題。在這樣的逆境或極端狀況中，人們 不得不面臨生存壓力、道德困境和行為選擇，這些都可以揭示出人性 的各種表現:信仰、價值判斷、道德取向、環境適應、心理調適、自 我保存、叛逆和反抗。生活在極端現實壓迫下的人們，他們的生活世 界正在變成一座永久的集中營。這是一種沒有圍牆，也不可能有二戰 時盟軍那樣來打開關閉的大門，讓囚犯一湧而出的集中營。這就是我們在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中看到的惡托邦，一種並非所有人都有清醒意識的「極端狀況。」人活在這個極端狀況下， 有兩個根本的問題需要思考 — 從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中學習思 考:第一個問題是怎麼活下去和有意義地活下去;第二個問題是能不 能打破這種狀況，即是反叛和抵抗。

集中營和惡托邦文學都涉及社會的毀滅和人類對極端痛苦、壓迫和暴力的體驗。其中，大屠殺文學以真實事件為基礎，關注勞改營或 大屠殺的歷史經歷，而惡托邦文學通常以推測性的未來為背景，想像 一個被某種專制極權主義毀掉的世界。在這兩個世界裡，個人必須在 一個充滿敵意和危險的世界中與恐懼伴行，自由受到限制，生活的方 方面面被完全控制。這兩種文學都經常探討生存、抵抗以及在似乎失 去希望的世界中尋找意義的主題。它們的共同點就是探索極端環境下 的人類狀況。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都經常描寫那些被迫面對人性 中最黑暗因素 — 殘忍、背叛、絕望、權力慾、野心 — 的人物。這些 人物必須想方設法在巨大的逆境中堅守自己的人性，保持自我意識。

這兩種文學之間的另一個聯繫是對人的忍耐極限的探索。它們的 人物由於不得不面對極端的痛苦、損失和創傷，往往被推到身體、情感和心理的極限。這就導致深刻的懷疑和絕望，由於文學中的人物必須在一個似乎完全暗淡和無望的世界中努力尋找意義和目的，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成為他們的護身符。但是，這兩種文學同時也探討了人類精神在逆境中的忍耐力和復原能力。文學中的人物有時也會表現出 非凡的勇氣、機智和同情心。即使是在最可怕的情況下，他們也沒有成為憤世嫉俗、不問是非、什麼都無所謂的犬儒主義者。這使他們通過尋找抵抗壓迫的方法，並與他人建立了有意義的聯繫，守住了最後的希望。

這兩種文學的另一個聯繫，就是經常強調面對暴力和壓迫時，保持人的同情、憐憫、記憶和語言能力的重要性。集中營文學裡的囚犯在極其殘酷的叢林法則支配下，經常自私而狡詐，但有時候也會表現 出對他人的關心和同情，並給予幫助。同樣，在惡托邦文學中，人們 互相戒備、提防，戴著一層又一層的面具生活，但仍然有人能通過對 他人的愛和同情來努力維護自己的人性，甚至在面對極端暴力和殘酷 的情況下也是如此。這樣的人性行為本身就是對極端邪惡環境的一種反抗。

此外，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中都有一種對邪惡制度如何扭曲 和毀掉社會的考察。在這兩種文學中，統治者完全控制著社會、政治 和經濟機構，成為造成非人化和壓迫環境的不可抗力。在集中營文學 中，專制政權利用制度化的暴力和壓迫來系統地迫害猶太人、同性戀者、羅姆人、「人民公敵」、「階級敵人」和其他被認為是「異類」 的人。同樣，在惡托邦文學中，專制統治者利用制度化的暴力和壓迫， 通過鎮壓「敵人」來對社會進行系統控制，動用一切監控、宣傳、管 制、恐嚇的手段來維護他們的既得利益和統治權威。集中營和惡托邦 都是制度化壓迫的後果，因此，抵抗制度化壓迫便成為集中營文學和 惡托邦文學的共同主題。

集中營和惡托邦的極端狀況並非在真空中發生，而是更廣泛的社 會、政治和經濟力量作用的結果，同時這些力量也塑造了極端狀況中 人們做出道德決定的背景。例如，絕對和暴虐的權力、等級森嚴和絕 對服從的制度、不公正的分配原則、公然的歧視和不平等，這些都是 造成極端壓迫和痛苦的條件。這些情況給求變者的不滿和反叛帶來了 獨特的道德挑戰。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決定是想要擠進這個制度分 一杯羹，還是要宣導制度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如果我們選擇後者， 那麼就必須將權力關進籠子裡，積極行動、開啟民智、支持弱勢人群， 努力實現一個更加公平和正義的社會。擺脫和改變極端環境是為了促 進全社會的政治自主和道德福祉，這樣的努力不僅是個人的責任，更 需要集體行動和協作，以促進共同的利益。

政治文學中的懲罰與規訓

沒有單一類型的集中營，也沒有單一類型的惡托邦，但這並不意 味著我們不能從現有的集中營文學中找出共同點，或從不同的惡托邦 作品中總結出惡托邦的基本特徵。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都屬於政 治文學，它們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真實世界中的政治機制。政治小說幫 助讀者分析政治世界，通過對集中營的真實描述或對噩夢般景象的想像，來擴大、解釋或警告我們目前的趨勢。無論是集中營文學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科雷馬故事》(The Kolyma Tales)、《黑夜》(Night)、《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還是惡托邦文學的《1984》、《我們》(We)、《華氏 451》(Fahrenheit 451)、《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等作品，都通過關鍵主題 — 如全面控制、監視、恐懼、權力等級、性和生殖規則、暴力和殘忍、心理控制、人格退化、 精神死亡、語言失效和溝通障礙等 — 來引導讀者思考根本的制度性 因素。正是通過這些文學主題，我們可以認識到為什麼真實和虛構的 惡托邦常常被比喻成集中營，而我們從集中營文學(以及其他歷史資 料)中獲得的殘酷事實也同樣常被用作對真實惡托邦的警示。這些比 喻和警示不斷提醒我們，集中營並非是不變的。集中營和其他的監禁 場所之間也沒有明確的界限，其他監禁場所不一定需要圍牆和電網， 它們可以通過各種強制性的組織和行政手段在無形中實現。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分析了現代監獄制 度的出現，並認為在監獄制度中發展的監視和控制技術也在其他形式 的社會控制，如集中營中得到了體現，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的主 題聯繫擴展了傅柯關於權力和控制論述的運用範圍。我們可以由此看 到，權力不只是由個人或團體掌握，而是擴散到整個社會，並嵌入到日常實踐和話語中。極權主義國家，如納粹德國，在很大程度上依靠 對機構的控制和對社會規範的塑造來維持其權力。此外，傅柯在《規 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中對現代監獄系統的出現的討論，也為從集 中營到惡托邦控制形式的轉變提供啟示。現代監獄系統不僅是一個懲 罰的地方，也是一個監視和規訓的場所，個人在這裡受到各種形式的 控制和正常化。這種向制度化控制形式的轉變可以被看作是惡托邦國 家發展的一個更廣泛的趨勢，包括極權主義政權。幾乎所有的惡托邦 文學都向我們展示了某種形式的「規訓社會」，其共同特點是由控制 機構和技術對個人進行持續的監控和管理。這是通過建立集中權力和 等級結構來實現的。等級結構對個人有嚴格的規定，並通過學校、新聞、大眾文化和監獄等機構使行為正常化。從集中營到惡托邦國家， 是向更加制度化的控制形式的轉變。

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都是研究規訓式專制和極權統治的上好 材料。雖然惡托邦文學是虛構的，但它以類似於集中營故事的方式，構建了對讀者富有吸引力的敘事。在這兩種敘事中，我們都能看到主 角如何在極端的生存困境中，在苟活和抵抗之間作出選擇，或者做出 某種妥協。此外，無論是寫實的集中營文學還是虛構的惡托邦文學， 它們往往以現有的專制制度為藍本，這就特別需要對惡托邦文學的虛 構進行真實的定位。正如 M.基斯.布克(M. Keith Booker)在《現 代文學中的惡托邦衝動》一書中所說，「最好的惡托邦小說在處理想 像中的社會時，總是與特定的『現實世界』的社會和問題有某種高度 關聯。」 這些惡托邦小說對社會中存在的衝突和矛盾的表述，是對 讀者未來的明確警告。它們警告說，如果不對一個專制國家的現行制 度進行糾正，等待其公民的將是一個更加嚴酷和暴力的未來。而對它 進行糾正，則是每個公民對惡托邦應有的抵抗。

往往不是歷史使我們更能認清現狀，而是現狀使我們更易於理解 歷史。所以人們才能不斷立足於現在的位置，提出對歷史的認識。同 樣，虛構的文學能使我們更好地認識真實的現狀，而現實也能使我們 更好地認識虛構的文學。對我們來說，不僅是集中營使我們更能認清 極權主義，而且是極權主義使我們更易於理解集中營;不僅是惡托邦 小說使我們更能認清專制獨裁，而且是專制獨裁使我們更易於理解惡 托邦小說和惡托邦。文學作品中有政治和道德的教訓，但僅靠文學作 品無法傳授這些教訓:文學敘事裡的「事實不是透明的，事件永遠不 會自己揭示其意義。如果事實要教給我們一些東西，就必須加以解釋， 解釋極權主義和集中營的教訓，是我們的責任。」 這個道德教訓的 核心，就在於從制度的根本上認識極端環境中的生存和抵抗。

何謂極端狀況

極端狀況下的道德和行為指的是個人在面臨挑戰或極端情況時遵 循的道德原則和行為方式。這些極端情況可能包括威脅生命的事件、 自然災害、戰爭、生態崩潰、大流行病和小行星撞擊，以及其他需要 個人做出艱難決定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通常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 範可能不適用，或者需要加以調整以適應這種情況。

公元前 5 世紀，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中描繪了瘟疫和內戰這兩種極端狀況下，人的道德退化和行為變異。 戰爭是典型的極端狀況，戰爭中的士兵被要求殺戮或傷害他人，這可 能與他們的個人道德準則互相矛盾。然而，他們必須遵循在極端環境 中的道德準則，把殺人當作正當，甚至是英勇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 士兵的個人道德和行為準則可能與環境的要求互相衝突，他們需要做 出困難的決定。
同樣，在饑荒或其他自然災害期間，個人可能被迫將自己的生存 置於他人的福祉之上。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可能無法做到一般道德準 則所要求的對他人的關心、同情和幫助。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不屬於 自然災害的集中營裡，個人調整自己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成為集 中營文學關注的主要方面。修昔底德和集中營文學都表明，極端狀況 下的道德和行為需要重新審視和調整，而這種調整可能與平常的道德 準則和行為方式互相衝突。

作者簡介

徐賁，美國麻塞諸塞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 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後現代和後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份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什麼是好的公共生活》、《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 、《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頹廢與沉默：透視犬儒文化》、《經典閱讀：美國大學的人文教育》，編有父親的回憶文集：《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