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信青春喚不回 不容青史盡成灰
鐵路，意味旅途。路軌本來是希望，是溝通遠方的，直至一九七三年，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於智利發動武裝政變，展開漫長的軍權統治。鐵路軌改變，又維持其涵義。一截截沉重路軌被切下，以鐵線綁到前政府官員、示威者和學生身上，將異見人士永遠送往軍政府賜予他們的應許之地——海底。
海岸線長，成了暴政優勢。據真相與和解國家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發表之報告，智利於軍政府執政十七年期間，有二千零九十五人遇害，一千一百零二人失蹤。
首次聽到智利軍政府鎮壓，是一九九三年，讀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講述紀錄片導演密戈爾．立頓（Miguel Littín）的報導文學《智利祕密行動》（Clandestine in Chile: The Adventures of Miguel Littín）。當年因為這書夠薄，才於旺角二樓書店買下。軍權統治與異見者被消失，對那時的我來說，遙遠得像聽維京海盜坐叮噹（台譯：哆啦A夢）時光機回來，暢談掠奪北歐小鎮經歷一樣。怎料廿六年後，竟於我家鄉重演。專業人士、學者教授因政見被革職，外國記者被拒入境，本地記者被無證件矇面警察襲擊，查封傳媒，取締學生組織及工會，民選議員集體入獄，街上一具具「死因無可疑」的墜樓屍體，海上漂著沒鐵軌縋著的，女學生全裸的屍體。
本書緣起於二○一九年八月廿五日，當日臉書專頁「抗爭少女日記」發布了一段視頻，一隊黑衣蒙面抗爭者，與警察衝突後，途經沙田新城市廣場，受到商場內一眾市民的熱烈鼓掌。
我看時，一直流淚。這些年輕人不圖名譽，也無利益。換來的，除肉身傷害，就是牢獄風險。將這群亂世兒女比喻成當代斯巴達人，似乎並不準確。因為斯巴達人從小孩起，就接受共餐組織的地獄式武術訓練。香港年輕人所接觸的射擊或軍事訓練，大概僅限於以兩只拇指按動任天堂遙控器。
香港人走過一樣的街頭，面對一樣的鴻溝；有人沉默，有人發聲；有人繞路，有人殉道；有人苦思自己可為抗爭貢獻甚麼，有人盤算抗爭能為自己帶來甚麼；有人信奉留得青山在，有人豈因禍福避趨之。
各家自掃門前雪，從來是多數華人家庭暗自行推行的國民教育。勇武者走到這一步，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基因改造食物吃太多？漫威電影看過頭？那時候想，該有專業記者或歷史學家，將這些都記錄下來吧。
短短半年，香港迅速葛咸城化。因為種種，我匆忙辭別故土。曾天真以為，只要離開，傷疤自會平復，後來發現並非如此。我常於晨昏蒙影中乍醒，渾渾噩噩呆望窗外等日出。嘗試躲進自己喜歡的報導文學中，來忘掉錯對，來懷念過去。結果，反思更多。
一九一一年，黃世仲在參與黃花崗起義個多月後，便以世次郎為筆名，在《南越報》連載關於起義的報導文學〈五日風聲〉；一九六一年，柏楊以鄧克保為筆名，在《自立晚報》連載關於國民黨孤軍，在泰緬邊境區叢森游撃戰的〈血戰異域十一年〉；一九八六年，馬奎斯撰寫《智利祕密行動》等等。這些傑出的紀實文學都正好說明，敘述反抗者的第一身經歷，與其作戰同俱意義。
因為想上，願上，會上，能上前線的，畢竟少數。
勇武者當時忙著反抗，事後急於逃亡，無暇給大後方同胞逐一解釋細節因由。而這些經歷，卻是民族構成的重要紀錄。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大眾不需要認同每個行動，但最起碼你在臉書或飯局中下定論前，能去了解一下當事人的說法。
司馬遷寧願捱上痛不欲生的腐刑（閹割），仍堅持苟且存活，皆因《史記》尚未完成。以往不能想像，這種非要記錄歷史不可的決心，也無法想像箇中切痛。二○二○年七月一日凌晨前的幾小時，香港政府宣布，把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數小時後立刻生效。條例沒經過立法會審議，甚至支持的香港高官，也坦誠從沒未看過其中內容。由法例生效那刻起，香港人經歷了一次精神腐刑，部分思緒脈絡被切除了。從此說甚麼、寫甚麼、做甚麼，得小心翼翼，誠惶誠恐，過去的自由奔放，俱成歷史。古云崖山之後無中華，禮失求諸野，海外飄散港人，實有道德義務去溫存這段民族記憶。
想起當日視頻，掙扎要否獻醜動手。我有一百個避寫理由，卻只一個堅持原因，就是不容青史盡成灰。結果盲打亂撞，試將構想落實，幸遇海外朋友協助，開始與各地流亡者接觸。
訪談從二○二○年夏季開始，考慮各因素，決定透過中間人核實身分。確認後，我與受訪者均以化名溝通，我不知對方真實姓名，受訪者亦不知道我是誰，這樣比較能互相保護。感謝台灣保護傘組織支援與協助，聯絡並核實每位流亡的受訪人士。
採訪一般分好幾次進行，因為要是簡單把訪談壓縮在一兩小時內完成，會讓受訪者容易因有時間壓力，於是給出較為標準的既定答案，盡可能提供一些他／她自己認為，需要向大眾傳遞的主題訊息，內心就難免先會對內容進行自我篩選。所以我更傾向聊天，每次約一至兩小時，不設特定題目，讓受訪者隨意說，可以從最近的生活或電影聊起，一直說到抗爭、感情、家庭。
也許部分抗爭支持者會認為，前線手足在衝突中做過甚麼，不應大肆宣揚，以免被警方和中共抓著把柄。尤其勇武的自述，隨時可能成為罪證。
從運動一開始，就有不少人提出，需尊重前線抗爭者自行作出的決定，不適合給予太多意見和干預。同樣，當流亡手足同意將經歷公開，支持者亦無須對此過分緊張，或急忙作抗爭糾察。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把經歷說出來，固然有一定風險，但政權更樂見這些記憶不被提起。以七二一元朗恐襲事件為例，當能夠公開表述的說法越來越少，當網上片段不停被社交媒體刪除。權力一方，就有能力把記憶肆意扭曲，從「鄉黑向市民發動無差別攻擊，警方配合袖手旁觀」的方向，逐漸淡化成「兩幫不同勢力人士互相打鬥」，甚至以暴動罪，把受襲一方告上法庭。別小看這種對歷史記憶的扭曲，我們看過當時直播的一代，肯定忿忿不平，皆因清楚真相與歷史。但當政權佔據所有主流媒體和敘述渠道，三五年後的下一代就會說：「我爸媽和學校教科書都各執一詞」。再三五年，真相就被模糊。所以他們發聲的書面紀錄，與抗爭同樣重要。
過去媒體對前線勇武的描述，容易陷入臉譜化。政權有他的「黑暴」固有形象，刻意將其扭曲醜化；同時支持者亦有其英勇和「睇吓我哋手足有幾乖」之圖騰須維持。雙方難免陷入各取所需的演繹。寫這些故事前，我沒特定目標，只希望盡可能忠實呈現受訪者的狀態，因此本書內容，部分可能不如支持者般預期，或公眾對勇武形象的內心投射。
書中提及的受訪者年齡，以第一次訪談時的歲數為準。
鑑於大部分受訪者均有被捕風險，所以即使他們願意披露細節，我仍希望以其身分保密為前提。為此，我願意讓出文章部分的自主及完整性。採訪前，我向各人承諾，完成初稿後，會讓當事人審閱，如果他們讀後希望增刪，我均願意配合作修改。我認為這樣，能助當事人放鬆，無後顧地說出最真誠感受。好幾次，受訪者隨便聊天時，說了一大段，完後才醒起：「這些好像不要放進去吧。」我說別擔心，所有內容最後你還可再次確認，先聊就成。後來我拿出初稿時，會特意提醒，這段是你當時說過不要用，但我認為放進去，更有助表達你的想法。你先看，要是讀完仍覺得需要拿走，請告訴我，我就拿掉。結果很多次，當事人看完後，又覺得其實說了也無妨，於是同意保留。
也許有讀者會對當事人講述的經歷，其真確度有所懷疑。但從來，口述歷史也只是時代的橫切面，並非歷史全局。我們透過當事人具血肉的親身經歷，試著構築主流媒體窺探不到的角度。對於當中有否偏差，只能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謹願此民族列傳可溫存記憶，他日煲底榮光時，後世能銘記先行者們以死相搏的氣宇與血汗。
二○二一年九月廿二日
給平裝版讀者的話
有次朋友喝醉時告訴我，人生有三個逃不了的階段，那是出生、辱華與死亡。我說，這是我見過你最清醒時候。
身為香港人，以華文寫作，自然逃不過辱華詛咒。因此我有義務提醒正捧讀劣作的閣下，不管你身處書店、咖啡室、舊書攤或家中，閣下之錯愛，已可能將讓你跟我一樣，邁進人生第二階段。或許你現在因身處海外，所以比較放鬆，但根據香港政府二○二○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宣稱擁有香港以外的全球管治權（不確定是否包含全宇宙，或元宇宙），所以各位往後海外吃中餐，不論上餐館還是叫外賣，都得加倍𧫴慎，尤其留心那些幸運餅乾，因為你不會知瓣開時會拿到甚麼，字條上也許印著：辱華！你已煽動他人仇恨國家！國安法！
我得承認，自身對失去自由有所恐懼，尤其係失去早上可自然醒之權利，所以才怯懦地選擇匿名抗爭。香港地有比我更勇敢的創作者們，實名的以羊與狼之兒童繪本故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人如何跟極權對抗。她們是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黎雯齡、楊逸意、伍巧怡、陳源森及方梓皓。香港政權控告她們以童話繪本，煽感他人持續反抗，引起他人對香港司法及中央的憎恨，導致喪失國家認同感。她們因為那些羊和狼而入獄十九個月，組織亦被迫解散。亂世之下，我們都是盡力保持善良與信念的羊。是她們之勇氣，點下了燈，照耀在幽暗中前行的我。沒有她們，我不會開始寫這書。
從國安法還未公佈，我就與團隊著手，籌備這採訪報導計劃，正是因為預料風暴將至，極權高壓與挫敗感之下，人們將無奈轉入沉默與遺忘。這些，我們阻止不了，也無權阻止同行者意興闌珊，回歸生活，但這些前線無名手足的事蹟，還是值得被有系統地記錄下來。唯獨書寫，方能與遺忘和系統刪除對抗。
每個人選擇面對極權的方式都不一樣，提出「當你對抗惡魔時，小心你自己變成惡魔」的是尼采，但對這箴言最落力的推銷員，很可能就是惡魔自己。因為惡魔最需要的，就是你有底線。而勇武，就突破了這思想枷鎖。在此，我不算花唇舌來強調，前線抗爭者有多器宇軒昂，因為接下來你將能體會（假設你沒打算放下這書的話）。
二〇二二年夏天，本書首度由一個流亡來台灣的港人小組織，獨眼科技傳媒出版社發行限量的硬皮精裝本。編輯問，可否寫段簡短自我介紹？為拿捏平衡讀者與國安公處之間的求知欲，我苦思糾纏了數天，才戰兢交出一小段：
前半命好，衣食無虞，樂得逍遙，好讀閒書。竊以為可玩過世，惜逢我城劫難，方始睡醒，驚覺禮崩樂壞之時，我們渺小得似螻蟻飛舞。結果從離地走至鍵盤，從課金殺到埋身，半推半就上梁山。後倉皇去國，一闕遺憾；百般滋味，客途秋恨。唯以筆頑抗，不讓青史盡成灰。望他朝滴水穿石，淘砂爍金，愚賢互見，忠奸漸辦。
編輯回饋：可以再⋯⋯具體啲？幾乎寫咗大半生啦喎我話。最後，出版社沒用上，另找高明代勞。從來，寫他人易，自我描述難。香港人對抗爭亦是如此。
因為無大台式的如水抗爭，所以抗爭陣型門檻⋯⋯好吧，是幾乎沒有門檻。當中難免良莠不齊，但我們從不願承認，甚至為求團結大多數，常常出現護短與冷處理。於是間接助長機會主義者和社混祈福黨的滋生，這不是政權抹黑，而是確實存在的兩難。港共黑警，固然惡貫滿盈。但抗爭陣營，又何嘗不是充斥投機分子與騙徒。
當年記者會上長嘯：「我準備咗一百副棺材，九十九副留俾禍港土共，一副留俾自己」的，如今早已覺悟前非，華麗轉身成污點證人，天天證人欄內為隊友遞棺木；當年豪言帶領自己友遠征元宇宙，要買地爭取言論自主空間的，亦已透過網上販售虛假陳述的投票權，掠個幾千萬，爭取到其個人海外豪宅的自住空間了。
世人記憶體載量有限，以上種種，即使未至空白，早已化成都市傳說，莫衷一是了。而正正因爲充斥著變色龍，才突顯出勇武的高貴與堅毅。
當然，亦並非每個滯留者均悲觀消沉。去年本書作小規模私下出版後，據悉一些仍潛伏香港的堅定分子，私下把這精裝本以「自己方法」送抵香港，供有心人分享。結果事情曝光，惹來建制派媒體的口誅筆伐，甚至把相關組織及本書向國安公處舉報。此事我沒參與，但團隊仍為此深感不安，紛紛找我查詢，問是否一切安好。對此，我都一概回應：係咩？碰！
但願每位香港人，及世界各地仍面對打壓的藝術工作者，繼續在艱難時刻中保持幽默。如同艾茵．蘭德（Ayn Rand）的小說《源泉》（The Fountainhead）所言：「一個人失去了幽默感，就失去了一切。（One loses everything when one loses one’s sense of humor.）」而我，於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路上，將盡力保持每天睡到自然醒；在抵達人生必經的第三階段前，恐怕得在第二階多蹓躂一會，好長的一會。也希望你會喜歡這個平裝本，它沒有硬皮本那麼重。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